記者：但是對于第三方來講的話，授予她任何獎項可能別人不會質疑，但是作為你這樣一個身份，社監委的成員之一，那么這樣一個身份就很容易讓人感覺到這背后是否還有其它的一些利益輸送？

　　王永：但是我想說的是，我在社會監督委員會，我只是一個不拿工資的志愿者，我跟他們沒有任何利益上的輸送和財務上的關聯。不光是我，我們社監委所有的委員都是這樣，關于利益輸送的問題，我昨天也在聲明里也說得非常的清楚，趙白鴿會長來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是一個公益活動，我們中間沒有任何的利益往來，如果我們的觀眾或者媒體，如果發現了，我愿意承擔一切的責任。

　　【趙白鴿同期：紅會與社監委的關系】

　　記者：你們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成員是可以單獨就可以進行監督呢，還是必須要經過內部會議的決議整體決議后才能進行監督？

　　王 永：一般地來講，就是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比如媒體方面的事情可能更多的我們去找巖松去咨詢，比如說關于品牌和公共關系的事情，可能會找我來討論，那么比 如說像這個財務的事情，可能會找劉姝威委員去討論，那么這些首先它是有一個分工，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這個事情比較小，那委員就去做了，如果是遇到重大 的事項，那就必須要社監委全體表決，我們一般的來講我們是全體會議是每年開兩次，每年年底一次，年中一次。

　　記者：但是人們也會覺得這十幾個委員分屬于不同的行業，還有各自的工作，那么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責呢？

　　王 永：其實大家會覺得好像我們半年才開一次會，那么溝通是不是太少了，其實我給大家做一個情況的介紹大家就明白了，我們現在每天，我們的郵箱里面可能會收到 討論的郵件，可能最多的時候可能達到幾十封，怎么做呢？一個委員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需要討論的話，他通過郵件發給各位委員，一個群主，發完以后，每個 郵件，每個委員，我們要求是每個委員回復的時候，都是同時抄送給其他所有的委員，也就是說我們在郵件里討論的所有的問題，其他委員理論上也是都能看到的。

　　記者：但是人們也會有這樣的質疑，比如說在紅會這些賬務上的這些專業問題，對于你們每個委員來講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專業所長。

　　王永：兩點，第一點大家知道劉姝威委員是非常資深的財務專家，著名的藍田案就是她給弄出來的，第二點我們除了劉姝威委員之外，我們還有權力去聘請第三方獨立的審計或者是調查機構。

　　記者：但是聘請第三方是需要費用的，你們這些委員要運作也是需要費用的。

　　王 永：第三方調查的費用這些都是應該從紅會的行政費用里面列支，那么為了避免所謂的用錢就是財務的不自由導致我們別人會質疑我們監督結果的不自由，我們有一 位委員還專門向社監委捐了一筆錢，這個錢現在就目前來看的進度來看，它至少夠我們用一到兩年，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的章程是，紅會應該承擔我們的辦公費用，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沒有花紅會的一分錢。

　　解說：事實上，在此次四川雅安地震中，中國紅十字會依然是慈善救援的主力，然而這是與公眾強烈的不信任并存的，更多的人是因為對災區的愛心而選擇了繼續捐款捐物，而并不是對于紅會的完全信任。而對于成立只有一年多時間的的社會監督委員會來說，能否真正有效的監督紅會、制約紅會，成為公眾最關切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