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原因易致未成年人犯罪

　　在分析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時,路琦說,未成年人犯罪是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路琦指出,從宏觀的社會環境因素來看,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由于經濟收入、文化素質等原因并不能真正完全融入城市生活,逐漸產生與城市主流文化(社會規范)不太一致的亞文化,在居住區域上形成農民工、城市相對困難群體聚集的“城中村”,而這些受亞文化熏陶的“城中村”容易成為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的“高發區”。

　　路琦分析認為,從微觀的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主觀因素看,犯罪是人的反社會化人格的體現,人的社會化是通過家庭、學校、社區、大眾傳媒等媒介來實現的,家庭、學校、社區、大眾傳媒等是人的社會化媒介,這些媒介健康成熟與否直接影響人的社會化,而在一些發展相對落后、功能不健全、亞文化盛行的社會化媒介中,未成年人較容易產生犯罪人格,由此,在諸如欠缺健康文化活動場所的社區、教育管理功能不完善的學校、亞文化盛行又缺乏規范管理的歌舞廳、游戲廳、臺球廳和網吧等環境下,未成年人容易滋生犯罪。她介紹說,抽樣調查顯示,普通學生比未成年犯更經常去圖書館、青少年宮和文化館等場所,前者的比例比后者依次高出33.0%、10.6%和7.9%,差別較大。相反,未成年犯比普通學生更經常去歌舞廳、游戲廳、臺球廳、網吧、洗浴中心和電影院,尤其是歌舞廳、游戲廳、臺球廳和網吧,前者比例依次約是后者的10倍、8倍、7.8倍和7.5倍。

　　董澤史表示,未成年人心智正處于快速發育階段,尚未定型,情感與理智發展變化迅速,受不良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極易出現其中一方面快速發展而另一方面發展滯后的不平衡發展情形,從而影響未成年人健康人格形成。而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外部客觀因素最終要轉化為內在主觀動因,作用到未成年人的情感與理智之中,進而改變未成年人的心理結構,其中一個方面過度不良發展后,則會導致心理結構失衡,心理發展曲線呈現病理特征,犯罪心理形成,未成年人犯罪也由此發生。

　　應完善預防犯罪工作體系

　　未成年人犯罪與吸毒販毒、環境污染并稱為世界“三大公害”,如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對于如何更有效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在努力研究和探索。我認為,應努力通過構建以相對獨立的實體化協調辦事機構為核心的,相互關聯、相互支撐的‘六化’預防工作體系,即通過建立健全實體化的協調辦事機構、專業化的工作隊伍、系統化的工作模式、科學化的決策機制、法制化的預防體系和網絡化的管理服務系統,實現服務管理創新,從而進一步推動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取得更加扎實的成效。”路琦說。

　　路琦強調,在當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任務較為緊迫的情況下,盡快建立健全相對獨立的實體化協調辦事機構是進一步做好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根本保障,這應該是重要的戰略決策問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是個系統工程,需要進一步統籌考慮、系統規劃,需要各級協調機構的各個成員單位間各司其職,銜接順暢,進一步形成更有效的工作機制。如對進入司法程序的失足未成年人來說,要有效預防其重新違法犯罪,需要加強司法一體化建設,需要完善公檢法司配套工作體系。

　　路琦呼吁,應積極努力改變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力量不足的現狀,盡快培育發展專兼職工作隊伍。要通過推動學科建設,來持續穩定地培養專業人才。與此同時,路琦建議,要盡快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不斷健全未成年人法律體系,為更有效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預防犯罪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