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大城市”，如今已不再是一句口號。瀟湘晨報聯合大湘網的調查結果顯示，近四成受訪者有過從一線城市“逃”回二三線城市的經歷，從城市“逃”到集鎮和農村者也不乏其人。 不過這種逃離大多出于被迫，而非衣食無憂后，為了追求更好居住環境的主動選擇。

　　在專家看來，這也意味著，盡管中國大城市已出現諸多“病癥”，但遠未走到通過限制大城市發展來“治病”的時候。大城市，仍要在矛盾中探索前行的道路。

　　20年前，金錫文到美國求學。他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有錢人大多住在郊區或小鎮上。而市中心的高樓里，住的都是經濟拮據人士，這些人一旦發達，也會選擇搬離城市。即使這會讓家和工作地相距幾十公里。

　　他向導師請教，教授經濟學的導師笑著說，“有一天，你們中國也會這樣。”回國數年后，金錫文發現，中國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果然掀起了逃離城市的浪潮。“逃離北上廣”，是白領們最熱衷談論的話題，也是報紙和網絡上的高頻詞。

　　超八成受訪者想過“向下”遷徙

　　大湘網的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受訪網民，都想過“向下”遷徙——離開大城市去中小城市；離開小城市去郊區、農村。其中，超過四成的受訪者實現了他們的心愿。

　　金錫文也是其中一員。三年前，他從上海市區搬到了郊區一個小鎮上。每周一、三、五，他會駕車去市區的綠色城市研究中心辦公室上班。晚上再回小鎮，享受那里清新的空氣和安靜的夜晚。

　　他不想住在市區的理由很簡單：受不了城里擁擠的交通、渾濁的空氣、嘈雜的街道。

　　然而，那些逃離大城市的人們，大多和金錫文不一樣。

　　有過“逃離”行動的受訪者中，僅有1.43%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區。其余的，要么是從一線城市回到二三線城市，要么直接從城市“逃回”到農村。

　　“問題就出在這里。發達國家的城市，在發展到一定規模后，會有人不堪‘大城市病’而離開，它是規模性的、趨勢性的，稱為‘逆城市化’。到了這個階段，就說明城市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了。‘逆城市化’，是人口從城市遷到就近的郊區。”金錫文說，“而我們‘逃離’大城市，不是逃到郊區去，而是直接逃到別的小地方去了。”

　　希望離家近，不只是情感訴求

　　二者區別何在？金錫文給出了解釋。

　　首先，人口從城市到近郊，配套的工業、服務業也會隨之而來，從而形成一個自成體系的衛星城鎮。多個衛星城與主城一起，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這是“逆城市化”的核心。“而我們‘逃離’大城市，白領從北京回到長沙，農民工從廣州回到湖南農村，根本不會形成上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