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富人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現在是一個收入迅速變化的時代，一些父母忽然有錢了，但他們沒處理好怎么去教育孩子。

　　我在美國待了很長時間，斯坦福周圍是美國最富裕的區域，很多大科技公司老板都住在那里。富人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每天在街上穿著T恤跑步，他們的孩子也和普通孩子沒什么差別，沒有那種開著法拉利 在街上招搖過市的，很低調。而現在很多國內的富人子女都非常招搖，這就人為地造成了階層對立，這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改變，讓中國的富人適應過富人的生活。短期來看富人子女的問題比較明顯，但從長遠來看并不是一個問題。

　　而官員子女通過父輩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尋租”獲得更好的機會，比如進入薪水更高的行業，就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了。這種情況會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效率和公平，阻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一個好的社會應當保持合理的流動性，才能真正給人以尊嚴。從制度上來說，需要想辦法遏制官員的權力，盡量把權力市場化。沒有過多的權力，就沒有可交易的東西，也就不存在這種“尋租”的可能性。

　　記者：在一些網友的評論當中，認為大約15%（不到380元）的起薪差距并不算太大，您認為呢？

　　李宏彬：這個很難說。我們統計的是起薪，按道理來說，起薪不應該因為這個問題有差別；而且這種收入差可能會隨著時間而增加，但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數據研究。

　　記者：除了父母的官員身份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在影響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呢？

　　李宏彬：從我們的數據統計來看，首先是家庭，比如家庭的收入對大學生的起薪有顯著影響。從大學方面來說，名校的影響很大，專業也會有影響，但學習成績沒有用，成績好的孩子收入反而低，學分積排名前20%的畢業生起薪反而要比其他學生低10%。

　　不過，英語好的孩子收入會高，樣本內英語四級成績前20%的畢業生比其他人的起薪高18%。

　　另外，當學生干部、入黨都是有用的；但打工沒有用，會降低收入。因為在大學里特別努力學習的學生往往是窮孩子，為了獎學金而學習，打工也一樣，是為了養活自己。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大學教育也需要反思。

　　意見

　　“一種純粹的‘官員升水’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

　　李宏彬和他的同事們嘗試給這15%的工資差異找到合理的來源——

　　譬如，他們在之前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官員們總體上有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個人能力，“官爸爸”或 “官媽媽”整體上的教育水平更高，而這種能力很可能通過遺傳或家庭教育的方式傳給子女。

　　譬如，官員的社會地位和工作特點，使他們具有更高見識和更發達的關系網絡，官員子女也可能因此獲得獨特的信息優勢。高考志愿填報是一個非常講究策略的事情，擁有信息優勢的官員子女在填報志愿時風險承受能力更強、經濟條件更好的話，那么他們上好大學的機會就更大。

　　譬如，官員子女在大學期間更加努力、更懂得把握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積累了更高的人力資本。

　　但是，當研究者們控制了父母戶口、學歷等變量之后，“官員子女”的身份對起薪的影響基本沒有減弱；而在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尤其是收入之后，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甚至更強了。

　　而在考慮了學校和專業因素后，15%的工資差異也沒有被顯著削減，“官員子女”和 “非官員子女”上好大學的幾率相當；兩類學生在持有技術等級證書、入黨和擔任學生會干部方面也沒有明顯區別。

　　研究者們并沒有對官員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合理來源給出結論——與有著相同家庭結構、個人能力和大學經歷的同學相比，一個官員子女可以獲得額外15%的收入。“一種純粹的‘官員升水’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李宏彬說。

　　而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注：“升水”譯自英文單詞Premium，意為額外費用，獎賞，加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