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家訓》里有一則故事：三位無聊的年輕人，閑來無事時經常以踹小區的垃圾桶取樂，居民們不堪其擾，多次勸阻，都無濟于事，別人越說他們踹得越來勁兒。后來，小區搬來一位老人，想了一個辦法讓他們不再踢垃圾筒。有一天當他們又踹時，老人來到他們面前說，我喜歡聽垃圾筒被踢時發出的聲音，如果你們天天這樣干，我每天給你們一美元報酬。幾個年輕人很高興，于是他們更使勁地去踹。過了幾天，老人對他們說，我最近經濟比較緊張，不能給你們那么多了，只能每天給你們50美分了。三個年輕人不太滿意，再踹時就不那么賣勁了。又過幾天，老人又對他們說，我最近沒收到養老金支票，只能每天給你們10美分了，請你們諒解。“10美分？你以為我們會為了這區區10美分浪費我們的時間？！”一個年輕人大聲說，另外兩人也說：“太少了，我們不干了！”于是他們揚長而去，不再去踢垃圾筒。

　　老人是位攻心高手，與其他人的直接勸阻相比，老人的說服工作不著痕跡，卻有明顯的效果。分析他的方法可以看到，老人先通過“給予”，把幾個年輕人的“樂趣”變成一種“責任”，這是第一步，目的是降低“樂趣”。任何事情，當它里面包含有交換、被監督、責任等這些因素時，它的有趣性就會大打折扣。然后，老人通過減少支付，刺激他們對踹垃圾桶這件事產生逆反心理，這是第二步。最后，老人進一步減少支付，并且給出一個讓他們不能接受的10美分，使他們在心理上對踢垃圾桶這件事產生排斥感，產生逆反心理。于是，原本令幾個年輕人感到有趣的一件事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讓他們成為“受害者”。這時再讓他們去做，那肯定難了。

　　這個故事表面上看起來和寫作業沒有關系，但它里面包含的教育思想卻可以運用到兒童的作業管理上。那就是需要教師和家長在調動兒童寫作業熱情上，適當使用逆向思維，要刺激孩子對寫作業的熱情，不要刺激起孩子對寫作業的厭惡之情。

　　但現實中，許多教師和家長卻把方法用錯了。最典型且最愚蠢的做法是以“寫作業”作為懲罰手段，來對付學生的某個錯誤。許多家長或教師的口頭禪就是“你要再不聽話，就罰你寫作業”。

　　這樣的例子太多太普遍了，懲罰手法之多之重，簡直是觸目驚心。

　　我聽一位家長說她兒子因為忘了帶英語作業本，被老師罰寫一百遍“我忘記帶英語作業本是不對的”這句話。老師這樣做，已完全不是為了教育，僅僅是報復心理下的濫施淫威。孩子是弱勢者，他沒有辦法，只能把這句話寫一百遍。可以想象，這會讓孩子感到多么惡心，英語課在他心中可能永遠成為一門惡心課程了。

　　我還見識過一位老師，對于班里不聽話的孩子，不打也不罵，就是下課不讓玩，叫到辦公室寫作業。孩子的頑劣倒是治好了，但經她這樣治理的孩子，基本上都永遠不再愛學習了。

　　北京某所小學，要求孩子作業本不許有一個錯字，如果出現一個錯別字，不僅這一個字要寫一百遍，整個這一頁內容都要重寫一次。這種“株連法”使孩子們在寫作業時提心吊膽，生怕寫錯一個字，他們早已忘了為什么要寫作業，他們只是在為“不出錯”寫作業。孩子們剛剛開始進入學習的征途，就已經開始迷失學習的方向了。

　　還有更慘痛的例子。2007年*日，廣東增城市某中學一名初一的學生，因為英語考試時說話，被老師罰抄單詞，從第一課到第十四課，每個單詞罰抄10遍。 這個孩子當晚自殺。

　　許多家長和教師，一方面要求孩子熱愛學習，一方面又把“學習”當作暴力手段運用于對孩子的懲戒上。當“作業”變成一種刑具，它在孩子眼里能不恐怖嗎，孩子還能對它產生好感嗎？

　　這個問題追究到底，至少可以看出這些成年人的三個問題：一是在教育孩子中不能細膩體察孩子的心理，不考慮把工作做到孩子的心坎上，只是滿足于孩子表面的、暫時的服從；二是自己內心不熱愛學習，潛意識中把學習當作苦差事，就會在生了氣尋找“刑具”時想到寫作業；三是權威意識在毫無反擊之力的兒童面前變得肆無忌憚，人性中的惡不小心流露出來。

　　懲罰性質的作業，無不說成是為了孩子，其實它的第一動因只是成人在出惡氣，和教育無關。它對兒童的學習只有毀壞，沒有成全。從本質上說，它只是教師或家長對學生的一種施暴手段。

　　孩子天生不反感寫作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后來變得不愛寫作業，是因為在上學的過程中，尤其是小學階段，寫作業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壞了。被罰寫作業，就是弄壞胃口最有效的一招。正如“滿漢全席”人人愛吃，但如果我們這樣對待一個人，讓他天天吃滿漢全席，而且規定他必須頓頓吃夠多少，少吃一口就罰多吃一百口――這樣做上一段時間試試看，這個人以后再見到吃的不吐才怪呢。

　　杜威說“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 。讓我們記住這句話，并認真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