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戶”我們并不陌生，他們作為一個不被社會承認其客觀存在的群體，由于落戶難使得他們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項權利，造成黑戶們的整體素質也普遍較低，甚至一些人自暴自棄，并且日益成為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隱患。

        【案例】 單身媽媽訴房山區公安分局行政違法

　　由于孩子的戶口問題無法解決，劉菲(化名)，將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房山分局拒絕為其子辦理戶口登記的行為違法。庭審持續約一小時，法庭宣布擇期宣判。

　　被告：無法落戶有規可依

　　庭審時，被告方認為，2013年10月9日，原告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辦理戶籍登記事宜，但未能向被告提供繳納社會撫養費證明。因此，依據北京市公安局《關于印發派出所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工作規范(試行)的通知》，辦事民警口頭告知不能為其子申請戶籍登記，并無違法行為。

　　2004年，北京市公安局印發實施的《派出所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工作規范(試行)》規定，超計劃生育、非婚生育嬰兒等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須持嬰兒出生醫院填發的出生醫學證明和嬰兒父親、母親的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結婚證及嬰兒母親戶口所在地計劃生育部門開具的繳納社會撫養費證明。

　　被告方在庭審答辯時說道：“原告之子不能進行戶籍登記，是因為母親沒有盡到母親的義務，責任不在我方。”

　　原告：落戶限制無上位法依據

　　原告方代理律師，北京瑞凱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溢智認為，我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因此為原告之子履行戶籍登記屬于被告的職責義務范圍。根據《國籍法》和《戶口登記條例》，戶口登記機關應該對出生的中國公民予以登記，而不應附加其他條件。

　　他還認為，被告所稱的文件中沒有顯示其所依據的上位法，并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上位法規定在上戶前需要提供繳納社會撫養費證明等文件。類似的規范性文件未經審查即投入施行，嚴重違反了憲法和法律。從法理上講，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她還指出，被告行為不具有法律上的依據，侵犯了原告之子獲得戶口登記從而享有各項公民基本待遇的權利，嚴重損害了原告之子的生存發展權，是對無證生育孩子和非婚生孩子的歧視。

        “黑孩子”調查

　　劉菲與李某在未進行婚姻登記狀態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無力繳納33萬余元的社會撫養費，小杰今年已經8歲，卻仍是一個沒有戶口的“黑孩子”。從孩子的出生證明，到孩子的就學，一路走來每一個環節上，劉菲都少不了要費一番周折，四處“托關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學籍卡上，身份證號一欄是空著的。

　　由于戶籍制度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一個孩子出生后能否辦理戶口登記，需要各種證明，在一些地區，像小杰這樣的非婚生孩子，連出生證明的辦理也困難重重。沒有出生證明，就無法申報國籍、戶籍，無法取得公民身份號碼，也無法證明嬰兒出生狀態及血親關系。

　　今年10月，湖北省衛計委出臺管理辦法規范出生證明的辦理，要求“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簽發(出生醫學證明)的附加條件”。

　　事實上，原衛生部、公安部下發的一系列《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規定都指出，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需要查驗新生兒父母有效身份證件，并沒有將結婚證、生育證作為附加條件。但現實卻是，像小杰一樣的“黑孩子”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人群，湖北修訂管理辦法的新聞，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關注。

　　“黑孩子”

　　他們是一群無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條款，為他們打上了不道德產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們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會隱性的亞文化層面中，他們還有一個更加尷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時節，在劉菲的案子開庭審理一星期后，記者見到了小杰。從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經過西六環和高速公路一連串的收費口，出租車在房山區青龍湖鎮的幾條小路上盤桓著找不到方向，導航信號也時斷時續幾經失靈，從老北京的概念上來講，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與普通的小縣城無異。輾轉找到劉菲家所在的小區，已經是晚上8點了。

　　劉菲一見面就開始向《新民周刊》解釋：“真是不好意思，剛剛沒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們家門鎖壞了，孩子回家進不去屋子，是我后來找人把鎖撬開的。都沒來得及給孩子做飯，讓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從劉菲有些無措的語氣中，記者感受出，這對相依為命的母子，生活的確過得不易。一位獨自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生活中遇到的麻煩，又豈止是孩子的戶口?

　　一進劉菲的家門，小杰已經早早等在門口，看到母親帶了記者進門，又蹦又跳很是熱情。這是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乍一接觸并不能感受到他與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剛才我聽媽媽說你走錯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龍湖小學那邊去了，我就在那上學，我今年剛上一年級……”和小杰的對話，就在這樣輕松活潑的氣氛中開始，直到記者在劉菲的指引下，找到電腦桌上的一張光盤，氣氛忽然轉彎。

　　事情發生時，劉菲正在廚房里炒菜，嘈雜的排風聲中，劉菲從廚房中探出半個身子，告訴正在沙發上和小杰聊天的記者，在她的臥室電腦桌上，有一張媒體寄來的采訪光盤，“前幾天有媒體的人來了，采訪完我之后，給我寄來了兩張光盤，我沒放出來，不知道是不是電腦的問題，你幫我看看……”

　　不等記者回答，小杰已經從沙發上跳起來，把記者拉進了劉菲的臥室，拿起光盤很熟練地放進了光驅。光盤果然放不出來，小杰忽然說：“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說我媽的事。”說這話時，小杰一掃之前的活潑好動，語氣里有一種很難形容的負能量，是沮喪?是無奈?還是氣憤?

　　“他們說我媽生我要罰款，要不就不給我落戶口，罰款30多萬，我媽沒錢交不起，想賣腎……”小杰繼續說著。當記者詢問小杰，是在哪里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小杰回答：“他們一直和我媽說，見面也說、打電話也說，我聽見的。我覺得計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壞，我將來長大了想參加黑社會，報復他們。”這樣的話從一個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8歲男孩口中說出，記者愕然，一時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