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信奉一條金科玉律：小事永遠是最重要的。”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

　　《福爾摩斯探案集》之《身份案》

　　我們的校醫很清楚我的一些小把戲。我并不是不喜歡上學，也不是特別想回家――因為上午9點到下午2點之間也沒什么好看的電視節目。但我就是喜歡往校醫那里跑，我喜歡被人送回家。這是我練習演技的好機會，也許順便還能躲過做那些乘法練習。我們的校醫是一個友善、健談，同時又很熱情的人。就算有時她沒送我回家，也會讓我在辦公室里待一會兒。我想，她一定也很喜歡我們來找她玩，就像我們喜歡去找她一樣，因為原因是相同的：這是日常瑣事之外的一種休息。

　　老師很快識破了我的計謀，開始限制我往校醫那兒跑，但也不是無機可乘。比如說，那些代課老師看到我們痛苦地咳嗽或者濕冷的雙手就會同情心泛濫(我剛剛很自然地用了第二招，這也是我很擅長的一招，所以經常用)。在操場上，如果有人提出要求，就會順利地被送到校醫那里去，因為場邊的急救員覺得如果不是真的堅持不下去的話，是不會有同學輕易放棄踢足球或者玩躲避球的機會的。我這輩子可能都會討厭任何一種需要踢呀、接呀的運動――對我來說，我經常需要躲開那些亮紅色的球，免得砸到頭上。我一點都不擅長這些“運動”，覺得它們無聊至極。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經常被球砸到。急救員也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最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呼呼地喘點粗氣，也許再假裝對自己不能上場表示一點遺憾(“真是的！我真想把這貌似有點危險的球踢到對方的門洞里去！”)，這樣我就能名正言順、大搖大擺地去醫務室了。

　　我一進去，校醫就會微笑著拉過一張椅子。大多數時候她會問我哪兒不舒服，但是有時候，她會試著根據我的面部表情或者是神態來猜。

　　“嗓子疼？”她邊說邊伸手去拿止咳藥。

　　“是的。”我小聲回答，把手迅速從肚子挪到脖子那兒去，“真的很疼。”

　　接下來的十分鐘，我都必須躺在簡易的病床上。醫務室里一共有三張病床，但我每次都會躺在左邊角落里的那一張床上――如果爸爸知道了也許會說，這好像是我“家以外的另一個家”。這張床在一個小小的隔間里，墻壁上貼著光潔的瓷磚，就是在新生宿舍、醫院還有其他讓人感到不開心的地方經常見到的那種瓷磚。房間的另一頭是洗手間，自從有一次看到一個生病的小孩吐在里面的東西之后，我無論如何再也不肯踏進一步了。我的小把戲是裝得好像要吐，而不是讓自己真吐出來。我把洗手間的門關上，免得因為保潔員忘記打掃而不幸被我看到一堆消化了一半的雞肉餅，然后爬上病床，閉上了眼睛。我一點睡意都沒有，一半是因為床上為了保持衛生鋪了白紙，一動就作響；另一半是因為我的年紀。十歲的我，睡覺還基本得靠管。叛逆的天性使我在天黑之后還得精神好大一會兒，更別提自覺地乖乖睡覺了。不過，關鍵是我也不需要睡覺，就這么躺著反而更像生病。